“传统”一词，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就已出现，最初的意思是皇帝将一统江山传位给下一代。“传”是“传位”之意；“统”是“大统”之意。《后汉书》说东夷各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即是此意。

  后来“传统”词义发生演变，主要表达一种世代相承延续的意思，因而它常常与一些具有一定特点的社会性元素相连接，比如说：“传统风俗”“传统道德”“传统思想”“传统学术”“传统艺术”“传统工艺”等等，但讲得最多的还是“民间传统文化”这个词，它的包含性更广，意义更大。

  “传统”与“民族性”密切相关。一种文化或文明都是通过民族的特性来体现的。反之亦然，民族的特性是通过其民族文化来体现的。民间传统文化与民族性形影不离。因此，如何来认识和对待“传统”，便成为一个很重要而严肃的问题。

  欧洲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思潮，无疑推动了世界的伟大进步。但这种思潮对于“传统”的认识却不够全面。当时欧洲社会将“传统”与“科学理性”看成对立物，因此这种思潮便带有“反传统”的色彩。在这种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传统被看作巨大的阻力，被看作历史的惰性力。那时的人们认为，人类社会要积极进步，就要把这种消极力量摧毁。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中国表现得也很突出，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开始便形成一种“反传统”思潮，此后便有了“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破四旧”，以及“彻底与传统决裂”等等口号。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它与世界两百多年来的“反传统”思潮是有很大关联的。

  上个世纪后半期，全世界的学术理论界都开始反思“传统”问题，反思人类该怎么样认识和对待传统。这时人们普遍认识到，传统虽然有其巨大的消极作用，但也有巨大的非消极作用。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写了一本书，叫《论传统》（Tradition）。他在书中指出：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参见傅铿：《论传统·译序》）这种观点慢慢的变成了当代世界人们的共识。

  由上述可见，对于传统，人们有时极其憎恶，有时又极其尊崇。因此人们也一再反省：对传统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批判、抛弃，还是继承、弘扬？人们总觉得他们的选择可以决定传统的命运，后来却惊奇地发现是传统在决定着人们自己的命运。

  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是那个民族文化心理、习俗性格的反映，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习俗性格会延续千百年，很难加以改变。这正像各种物种的习性难以改变一样。但人类不同于一般生物之处，在于他们有思想，当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目标的时候，他们会去改变这种文化，以适应他们的发展需要，而当改变过头使他们不能适应时，他们又会在某一些程度上向其文化传统回归。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时期，一些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力图去批判、摆脱传统，以促进社会的政治改革和进步，并且其中有的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新政、新俗推行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历史却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归到传统上来。传统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并不代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没有进步，社会的发展也会不同程度地改变传统的运行方向。

  近四十年来，虽然国家经济和科技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人们出门，交通工具很多，坐汽车、乘高铁、乘飞机；信息沟通看手机、开视频，无比先进，与古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文化思想上，我们却正向传统回归。2017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大家已经看到，这些年反映在学术文化界方面，有持续的文化热、儒学热和国学热。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说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既然是“热”，就会有“退热”的时候。而我们则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坚信，未来的中国文化仍将沿着它既有的文化传统向前发展。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许多文明民族都有作为其精神信仰的经典。中华文明也有其精神信仰的经典，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它们合称为“六经”。汉以后《乐》经亡佚，所以又称“五经”。虽然汉代以后只有“五经”了，但习惯上我们仍称之为“六经”，以“六经”作为“中华元典”的代称。

  与其他文明的经典相比，“中华元典”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元典”所承载的价值观，一直是古代社会的指导思想。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无法与“中华元典”相比。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读“中华元典”的。今天我们学习经典文化，其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从而把握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历史脉动。

  “六经”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它记载了中国的上古历史，以及上古圣贤的遗训。从这些重要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而要了解“我们是谁”，就要了解我们的祖先是谁？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需要了解的。

  中国最早的历史是“口传历史”，“口传历史”讲述的是传说时代，从原始时代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再到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标志性的氏族社会的中心氏族和领袖人物，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最早缔造者，他们各自代表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发明创造和生产力水平。而文明时代是在中国出现了国家形态以后才出现的。那要从大禹的儿子夏启创建夏朝算起。

  “六经”中当以《尚书》一书为最早，《尚书》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尚书》以尧、舜为起始点。其中主要描写了尧、舜、禹、夏、商、西周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篇《秦誓》是个例外，已写到春秋中期）。西周以后是东周，东周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段。孔子作《春秋》一书，写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接续上了《尚书》所写的历史。

  《尚书》所写的历史，加上《春秋》所写的历史一共大约1700年。如果我们把“六经”去掉，也就意味着斩断了1700年的历史。斩断了“六经”，中国人就不再知道“我们是谁”，不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不再知道中华民族是从哪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说明书。

  我们讲爱国主义，少不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祖先认同。在我们看来，“六经”关乎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能丢的。

  检讨当年蔡元培“废除尊孔读经”这件事，当时有两位大师级学者出面反对：一位是严复，他翻译和引进了许多西方名著，但他认为“六经”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宝典，废除“尊孔读经”将会人心涣散。另一位是梁启超，他不担心西方文化传不进来，他担心从此中华文化会消亡。

  当时主张“废除尊孔读经”的，并不是蔡元培一个人，而是有一批激进西化派，这种激进西化派的意见占了主导地位，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最终还是废除了“尊孔读经”。在今天看来，当时读经的形式和读经的方法可以改变，完全废除读经则太过激进。

  在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俄国的莫斯科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等，都有一个“古典学系”，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

  古典学甚至成为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与专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当年也是修习古典学的。德国哲学家尼采24岁就成了古典学专业的教授，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也是一位古典学专家。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这说明什么？说明古典学是可以而且善于培养大师的学术。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是经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的经验与教训。它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探讨、反思和弘扬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古代经典对子孙后代来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保护它，研究它，是后世学者的天职。

  （一）传统的经典文化，有学者专业之学，也有大众通识之学。经典是广义的，不只是“六经”，也包括诸子百家的经典以及其他重要文献。“经典”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是最重要的书，是常读常新、需要反复读的书。既然如此，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说，教育部门应加大经典学习的比重，加大经典教学师资力量的配备。可以学习国外大学培养人才的教育经验，在大学中设立古典学系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复古主义路线，完全恢复旧时代读经诵经的老一套，而是要列出中国人（无论什么专业）最低限度所应熟知的经典，作为人文素质的一种指标。

  （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高校教育要做到这一点，重点在于落实。怎么落实？首先马克思主义专业的教师要补学一些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同时还要在课堂上加入若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关键还在于将两者结合起来。反过来说，传统文化专业的教师也应如此。在这方面，主管教育的部门，应该提出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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