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格外的重视文化工作，领导制定一系列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

  古今圣贤、不少学问家研究文化、谈文化，使人总觉意犹未尽。要么视角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要么论域差异，出于实用的考量。多数情形是受专业局限，展开的空间不够大，只描绘了文化的“冰山一角”。这里试着一种新路径：用坐标的方法谈文化。因为坐标能用最简单的信息量支撑起空间的无限内容。为什么是四维不是三维？三维虽然直观但展开的空间不够用，需要加一维，即在人们能想象的极限构建四维视域空间：价值、时间、空间、方法，形成文化建构的四维解析法。

  价值理念引领文化发展方向，是文化建构的关键要素（“牛鼻子”）。价值标准可鉴别文化优劣，是文化扬弃、传承的基本遵循。

  文化价值决定文化特质。聚焦中西方文化，价值共性与差异性并存。从人类社会活动的几种主要形态及相应的文化形式看，科学求真、艺术唯美、宗教尚善。真、善、美是人类公认的文化价值。今天我们抽象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是相同的。因为人性相通，所以人类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

  价值差异是导致文化差异的根源。西方文化将价值寓于宗教里，表现为宗教信仰的引领。即便实现政党政治的国家，不少也是政教合一，其文化价值与宗教信仰是一致的。和西方不同，中华民间传统文化价值以儒家伦理化的方式实现，鲜明的个性特点是“和”：在家言“家和万事兴”，在社会讲“和气生财”，国家层面讲止戈为武，主张“化干戈为玉帛”、“和为贵”，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这是精髓。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可持续发展的动能来源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厚德载物”人文涵养，是谓“气”。而以文化人的结果，所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中表现为中国人的“面子”。这是“神”态。这种“精气神”乃千古不变的韵律，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应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和定力。

  作为文化价值的考量，主要有核心价值、基本价值，主流价值与非主流多元价值，还有公共价值、普世价值等概念。进入新时代，在国家、社会和公民等三个层面，价值展开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核心价值与基本价值，主流价值与非主流多元价值的有机整合，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铁树新花”！

  自炎黄统一中原氏族部落、仓颉造字始，中华文化延绵5000多年，文化发展伴随历史演替，呈现明显的时间特征。“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面向未来，如不能认识全部历史真相和文化发展的现状就会失去传承和创新的基础。因此，需要在时间维度，用穿越时空的长焦镜去区分传统与现代，考察文化传统都有哪些优秀成分？又有那些糟粕该丢弃却又沉渣泛起？从文化一脉相承的演替轨迹中去区分快变量和慢变量，分辨文化传承的稳定基因是什么？发现民族文化的精神追求，民族的生命、血脉和文化基因。

  文化在时间维度是一个多元复变函数。为啥说是复变函数？函数中有常量和变量，一般常量是不变的，但用以反映文化现象时情况就复杂了。文化函数没有常量，即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文化基因也会发生变异。不仅文化基因是时变的，文字也在演变，制度在趋优，只是变化的慢变不同而已。系统科学中将变化慢的叫慢变量，比如具有基因功能的“精气神”，文字，“五常”，习俗等，尽管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文化碰撞和交融，这些基本稳定传承了下来。变化快的称为快变量，如制度，政策或流行文化现象等。这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快、慢之中有程度的差异。制度较之政策慢，政策较之流行文化慢。流行文化犹如一阵风，风过无痕。

  中华文化顽强生命力不仅是因为其稳定的基因，更得益于其开放而兼容的胸襟。在保存民族主体性的前提下，它一直非常善于吸纳、融铸异质文化因子或异质文明成果，完成自身的结构性调整。如六朝之际的“五胡”内迁，在六朝大分裂大动荡时局中，胡文化与天竺佛教文化的影响，是汉化与胡化相向而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格局。隋唐佛教中国化并走向民间，全面渗入到中国各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儒释道共存共荣。在多次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中，丰富的异域文化因子和优秀的异质文明成果，不但没有威胁到中华文化，反而繁荣了中华文化、增强了文明古国的“软实力”。曾记否？中华制度文明的成果如朝廷约束皇权、体现民意的谏官制度；竞争择优原则的科举制度；学术成果如儒、释、道的宗教哲学等，在全球范围引起过震撼。的确，我们对待文化传统是不该良莠不分的，优秀合理成分是要发扬光大的，该丢弃的是糟粕。

  除了价值和历史（时间）的原因，文化还受语言、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性。因而需用跨文化视角突出地域特色，在空间维度研究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交流和互动。

  跨文化研究有两种路径：一是探讨不同文化中的同类现象，特别是特定环境中的文化特征，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文化中人类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社会组织形式、制度模式等存在的相似性及其表现形式。二是探讨文化的差异性以及文化扩散，换句话说研究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交流和互动。文化既存在相似性，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差异性。不同国别的文化如此，就是一国之内不同民族或文化群落的文化亦如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化总是在比较中相互借鉴、在发展中兼容互补的。文化共性是交流的基础，差异性是文化基因修补和文明移植的资源。如利用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可采取内外有别文化政策，对内形成文化共识、凝聚力量。对外讲“世界语”：“真善美”的共同价值和“自由、平等、公正”的基本价值等，因为这才是在全球范围进行文化交往的共同语言，也是情感沟通和文化互动的基础。

  较之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存在先天不足。如价值层面，中华文化是一个“人世界”，之外虽然还有“天”，但讲究“天人合一”，终究是以人为本位而又重“情”的“和”文化。遇事考虑“面子“，照顾”情面 。即便讲理，一般也是“通情达理”，以情为前提。因而，国人的信仰是有问题的。西方则不同。“人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世界”。是“两个世界”的文化。“神”的地位很高，人可以接近神，但不可以取代神。“上帝”代表“理”，便有“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情感必须要服从真理。所以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依“理”制定的“法”也是神圣而坚固的，这是西方文化的比较优势。在“和”文化环境里，“和谐”与“公正”是矛盾的。“公正”只认“真理”，不能讲关系和情面；而和谐则在真理面前要顾及情面、有所妥协，所谓留面子、“和稀泥”。如何权衡“情”与“理”，建构“情理并重”的法治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我相信“中庸”的智慧完全能培育国人的“契约精神”，在情面与法理之间找到接地气、可操作平衡办法。

  总之，对于西方文化，可嫁接新枝，能像宋儒消融佛学那样去消融西学。对于西方文明，通过制度或技术移植，能像日本那样学习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促进文化调整。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华文化因其开放、包容的优势，完全有能力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开放的文化空间，在传承优秀文化、整合人类文明成果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之中建构我们应该的现代文明。

  把不同专业的视野和方法带入文化研究之中，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文化做综合研究，以适应文化多元化特征，揭示文化的各种形态及其规律。

  方法维度与时间、空间和价值，构成了文化研究的四维空间，涵盖了文化的完全信息。如大家熟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民族（俗）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伦理），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企业文化、语言文化、法律文化、旅游文化等形态，以及我们正常的生活习俗、行为习惯以及适应和利用自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在四维空间展开跨学科多方法的文化研究，既突出了文化的历史、地域、价值和形态特征，又适应文化的多样化需求，全面而客观，能做到“看山象山”。因此，四维解析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文化价值，要成为引领新时期文化发展的价值共识，要解决下列问题：

  一是构建与核心价值追求的文化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开展文化价值论研究，通过逻辑梳理，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主流文化价值中的革命文化与“和谐”核心价值不一致的问题。文化价值与政治信仰整合，形成社会价值认同并上升为社会信仰，解决信仰危机。正确地处理好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维护党中央的核心有利于形成领导集体的合力、凝聚力量一致对外，拓展发展空间、确保领土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民中心是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两者统一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者觉得，建立“目标同向、利益同享、结构同体”（“三同”）的党和人民命运共同体是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充要条件。

  二是构建与核心价值追求的文化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使价值对规范体系起到修复作用，使之回归合理和正当，实现社会的自组织功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徒”等基本“二人结构”构成的差序结构，靠建立在儒家伦理基础上的规范与制度维持其“伦常秩序”。对于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不论历史价值还是时代价值都是不容置疑的。但“二人结构”中的人是不平等的，与“平等”的价值理念相悖。因此，“二人结构”应在夫妻和兄弟地位平等的前提下、严控在家的范围，不能放大到国家和社会层面。呼唤党内平等带动社会成员地位平等。打破结成”圈子“的关系，实现社会组织架构扁平化。

  三是构建与核心价值追求的文化结构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培育表里一致、神形貌合法律文化。法律其表，法治其里；法律其形，法治其神。只有表里合一、形神兼备，才有法治。将合情合理的文化元素统一于国家“法“中，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依章治党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格局。建构“情理并重”的法治体制机制，权衡“情”与“理”，在情面与法理之间找到接地气、可操作平衡办法。着力解决“面子”与法治的一致性问题，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四是研究与核心价值追求的文化结构相适应、符合时代要求的公民行为规范，构建“君子人格”的时代范儿。我曾经用“无形之型、有型之范”概括君子人格。君子之于社会就犹如水之于自然。无形之“型”是讲“君子不器”，所谓“不器”之“型”真君子。正面理解就是君子应“悟道”，掌握客观规律或是社会规律，成为全面发展的“通才”。有型之“范” 是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行为规范或行为方式。是在价值追求，修身养性，行为规范三个方面做规范的。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不仅是人生态度，更是人生追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讲功利的，不受无功之禄。“君子之交淡如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讲人际关系。君子共事“周而不比”，现代解读就是合作共事能力强，且从不把自己的朋友圈当作小小的“利益共同体”，所谓“君子坦荡荡”。君子知耻，“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传统“耻感文化”的个人主观自觉结合法律的规则自觉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如果每个人做好了，社会和国家焉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