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道的北京人，身居北大学府多年，然后做出决定，实行南下，在洛阳待了3 年，继续南下，投身在湖南永州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湖南科技学院，已逾12年。这是张京华先生多年来的工作与行走路线年元月深圳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学校供图

  久居湖湘大地并非易事。当地人道，夏季湿热，气温在30度上下徘徊，人就浑身湿透，湿衣湿裤成天包裹着身体，何其难受。冬天则寒湿，室内室外气温几乎一样，南方人不习惯冬季开热空调，在室内太冷，多靠多穿厚厚的衣服解决。

  张京华说，是啊，很难受。以前在北方几乎感受不到空调的存在，在南方，除了酷热，季节就直接跳到了寒冷，似乎不存在春与秋；居住山区，湿气能将卫生纸弄得潮潮的，书页经了雾气的浸润，再一晒，就会卷起角……但是这并不重要。如果是想着如何过好日子，单纯享受生活，这可能是大事。但是张京华眼里看到的，更多的是身居永州的好处，这些好，北方也比不上。比如这里山多水好，空气好，环境佳，常年有青枝绿叶在，这里的鱼特别好吃，蔬菜丰富又新鲜，光就这些物质方面的条件就足够奢侈！同时，工作上，或许失去了一些在京城的文化圈、朋友圈，享受不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种种便利，但却能轻松获得永州当地非常丰饶的文史研究题材、资源，这些材料更是张京华的心中所好。南方北方，各异其趣，牡丹华贵，菊花散淡，莲花清雅，都好，没有对与错。

  心有好之，心向往之。越往中年，思想越成熟，越清楚自己心底的追寻。大概到达湖南的第一天起，张京华就知道他所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自然，也就做好了抵御湿热、寒湿的心理和精神准备，而且那都不算事。

  欧阳修曾诗评柳宗元时说，“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张京华的路线图却是主动的作为，投身自然山水，拥抱湖湘文化，他亦期待自己和他所带领的学生们，以前人为榜样，投身空旷地域，释放天然才华。

  张京华在湖南科技学院的主业是担任大学学报主编，次业是教授中文系和新闻系的《古代汉语》等10多门课程的选修课，次次业是成立一个国学读书会，带领学生们根据兴趣爱好，博览群书，开展实践性探索与研究性学习。他鼓励学生说：“读书也是一种信念。有五百年的修行，才会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永州的摩崖石刻成了这个国学读书会的重要学习内容之一。九嶷山、浯溪、朝阳岩、淡岩、拙岩等地，留下张京华和学生们的多少足迹！张京华介绍，摩（磨）崖石刻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是磨平了山体上天然的石壁，在其上刻文记事的一种形式。摩崖石刻起源远古，永州所存的摩崖石刻，是唐宋以来，历朝历代到达永州或一段时间在永州为官的人们留下的珍贵石刻，其中唐代石刻占湖南省的50%－56%，宋代石刻占湖南省的65%－66%。全国北宋石刻共计344种，湖南有64种，占全国总数的22%，居全国第一位，而这64种北宋石刻全在永州。这些石刻作品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永州以前是谪贬之地，后来虽然不是谪贬之地了，但也属边远地区。柳宗元被贬到此，之后宋代党争纷纭，一茬一茬被贬者来到永州，留下主要是文学作品的石刻内容。留下石刻作品的名人特别是书法名人不乏元结、黄庭坚、米芾、颜真卿等名家巨擘。

  学习研究摩崖石刻，包括进入这个国学读书会，还真得有点板凳要坐几年冷的功夫。张京华说，他带领学生做的功课，主要是做些学术训练，比方研究摩崖石刻，就要开展田野考察，通过拓片、查找文献、注解诗文、照相配图等方式，获取大量一手资料，形成研究材料和论文。这些都是大学生课堂教育教学的补充，对专业学习来说仿佛是“边角余料”，但常常成为了大学生们自主学习与研究的主打。

  “这里是大学，学术训练不仅补充学生的知识，更引导学生判断、思考，寻找论据，确立方法，师生会一道寻找研究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有预设的标题答案，却常会收获惊喜的果实。”张京华欣喜自己在这所普通的省属二本学校里，也遇到许多喜欢这种学术训练的学生，“湖南学生聪明，每个人的智商都没问题，只要能够静下来读书与思考，有恰当的引导和点拨就行，有愿意读书的、愿意跟我的，就好。”

  网上有个段子说，“我想静静”。对方“啪”地一巴掌质问，“谁是静静？”你看，人生想静一静是多么难的事？！张京华在受访中反复强调，是的，大学生必须静下来，静下来读书，是一种优良品质；然后我会给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以个人的积累和经验教以方法，提供研究的路径参考。

  张京华与他的学生有一个研究选题，叫“湖南与越南”。咋一看一个是中国的省份，一个是外面的国家，有啥关系？张京华说，关系大着呢！

  历史上，越南是古代中国的四个同文国之一。自秦到清2000多年的历史，越南约有1200年是作为中国的郡县，约有900年是作为中国的藩属。1885年《中法新约》签订，清政府被迫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失去对越南的宗主权。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汉字仍然为越南的官方正式文字。作为中国郡县或中国藩属的越南，北上京城朝拜或上贡，须取道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从后来的资料看，其中湖南可能是那些朝贡官员们最欢喜停留的地方。湖南山清水秀，气候滋润，刚刚上路不久的新鲜感尚存，他们在湖南留下了相当多的激情澎湃、歌颂湖湘历史背景和文化的诗文作品。

  记者上网查找到越南人范师孟1345年北使过湖南写下的诗歌《过潇湘想娥皇女英》：

  还找到了张京华教授的学生彭丹华的诗注作品，其中有越南人黎光定作品《登拱极楼》，诗注中说“楼在橘洲，长沙府城对岸”。诗是这样的：

  近千年时光，越南人北上出使中国，在湖湘大地的行脚、诗文唱和以及所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是一部洋洋大观的奇书。他们的一个周期行程约1万公里，历时近两年时间。在湖南境内，有一条沿水路的线路，绝大多数都是按照永州、衡阳、湘潭、长沙、湘阴到岳阳，再出湖南到武昌。

  就截取这一段或许是当时就最为生动的行旅故事来做课题。张京华在湖南率先开展对湖南和越南文化的研究中，自费1万多元购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越南典籍《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5卷本，与学生一起写出了越南使者咏贾谊、咏元结、咏柳宗元、咏周敦颐等10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公开发表。他写的《三夷相会》论文首次以4万字的篇幅在全国权威社科刊物《外国文学评论》上刊发。在他的影响、指导下，他的同事、学生也对湖南与越南文化史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

  在永州12年，张京华寻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12年来，他发表论文共计200余篇，出版著作约15种，出版古籍点校10余种。《庄子注解》、《鬻子笺证》、《新译近思录》、《湘妃考》等诸子研究、湘楚文化研究著作，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他的专著《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获2013年首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三等奖，《日知录校释》获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体主办的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点校《庄子义海纂微》获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体主办的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

  他借助担任主编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平台，发表了大量有关舜文化、柳学、濂溪学和湘楚文化的论文，使这个二本大学的学报，一跃成为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他个人也成为2014年度湖南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获得2014年度湖南省党和人民好教师的殊荣。

  张京华的得意门生之一彭丹华，汨罗人，自湖南科技学院毕业后，在陕西师大文学院读硕士，迄今已有16篇论文在《中国图书评论》、《云梦学刊》等期刊发表，有4种古籍整理(1种已出版)，1种诗选注，另有一部40万字的专著已完稿，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过4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她的这个成绩，放在任何985、211院校的本科生中去比，也并不逊色。”张京华不禁为自己的爱徒树起了大拇指。

  中文系2012级学生王志芳原来是学校的预科生，在张京华的教导下，后成为国学读书会的一员，简直是个“书虫”，目前王志芳在全国率先研究明末女杰沈云英，公开发表3篇论文，写出了20万字的专著。“目前研究沈云英的，国内没人比得过她。她还学会了拓片、装裱等专业方面技术。”说起这里，张京华很是骄傲。

  学校2010届毕业生、现四川大学博士生彭敏，在张京华教导下成为诸子研究专家和湖湘地域文化研究专家。

  学生侯永慧、汤军、符思毅、欧阳衡明、刘瑞等相继出版了《九疑诗选》、《湘妃诗选》、《朝阳岩诗刻》、《零陵朝阳岩诗辑注》等专著，发表论文30多篇。

  经张京华教授的弟子不下三千，他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发表论文共计200余篇，出版著作约15种，出版古籍点校10余种。其中国学读书会会员学生历年来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部，36人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

  湖南科技学院校长曾宝成在接受湖南教育网在线访谈时，曾无不自豪地说，“柳文化”是永州的标志性文化之一，科技学院有专门研究基地，代表人物就是张京华教授，他在这个研究方面发表了几十部专著。他有一个团队开展专门研究，具体研究到什么程度？国内几大高校研究柳宗元的，都来找他们指导。

  国家不少文件要求教授要上讲台，为本科生上课。湖南科技学院只有本科生，这班本科生何其幸运，张京华带着国学读书会的学生们一同学习和研究，常在书海神游，与古人会心一笑；亦跋山涉水，展开文化考察和实证研究，在浩浩华夏文明的神秘殿堂前，初入门径，窥得堂奥。

  入这个读书会，做石刻研究，或者做诗选注，做典籍整理，做湖南与越南的研究，得读多少书？张京华和记者说，读书会的学习需要打下宽基础，经、史、子、集四部的书都要多读、知晓。没这个基础，后面的研究就谈不上。9月8日晚上采访时，记者请张京华教授为喜欢文史的青年网友们开列一个书单，张京华欣然挥笔，写下下列10本书，以作为青年学子的最佳书目之一种介绍，同时也是张教授心中最值得推介给初学者们的一组文化知识书目。

  这10本书是：《毛诗正义》，朱熹撰《诗集传》，王逸注《楚辞章句》，林云铭《楚辞灯》（彭丹华点校），《史记》（三家注），陆树芝《庄子雪》，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孔颖达《礼记正义》，《韩文起》，郭茂倩《乐府诗集》，还有一本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

  好吧，以前学习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记者，看到这一个书单，一阵头晕，顿生一种“文盲感”。普通中文系学生的学习，在上述多本经典中，也就是按照课本和大纲要求，选读过其中几篇十几篇的材料而已。

  要够格作为张京华教授的读书会成员的有志青年们，喜欢中华文史哲的朋友们，请珍惜大好时光，找到这些书来翻一翻，研习一番，说不定就会有新的收获的。

  最近国学读书会的主要活动包括两个讲座：一个是我讲的树蕙清谈系列讲座；一个是读书会的成员在QQ群里的讲座，每天一讲。树蕙清谈从去年寒假开始，讲了大概有八次，今年开学以后陆陆续续也都有讲。讲第九次儒道的时候，永州电视台来拍了；第十次是在深圳大学的宾馆里讲的；今天我们讲第十二次。

  前面我们讲过一些统论性的题目，讲了“时世”、“流品”、“次第”、“源流”、“境界”。后来又讲了一些具体问题，“小学”、“经学”、“国学”、“儒道”、“易老”、“乾离”。今天我们回到统论，谈谈“理想”这个话题。

  开讲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人员：读书会的成员，从这里毕业的彭敏，始终是读书会最活跃的一个同学，现在四川大学文学院读博士；同样从这里毕业的汤军，即将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读博士；在校的中文系大二的彭二珂和王志芳。大家都各有所为。彭敏在09年就发表了“尧舜之道与唐虞之道”的文章，是最近这些年较早论述这个概念的论文，说起来彭敏在读书会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彭敏还写过一篇读书会随感的文章，叫《放假了回家读书》，流传很广。汤军写了《零陵朝阳岩小史》，12年出版的，他是湘西张家界人，但是对永州也是做了贡献，“永州”的得名是汤军考证出来的，后来我也有引申的论证。“永州”的得名大家都说是因为永山永水而得名，但是其实永州就没有永山永水，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而且即使有永山永水，那永山永水为什么叫“永”？问题还是没有完结。所以要知道永州这个“永”字是怎么落下来的，汤军对此做了考据，“永”是“水长”，也是指二水交汇的地方，所以“永州”主要是因为潇湘二水交汇而得名，这个地理特征是很重要的，是永州的第一大特征。永州之所以得名是从这儿来的，这是汤军考出来的，给永州历史背景和文化做了个小小的贡献。二珂刚刚完成的著作是民国时期柳宗元研究的文献辑校，有十七八万字，会在下半年出版。志芳最近一年多在做一个研究“沈云英故事考”，是一位明末朝廷诰封的女将军，忠孝节义，不仅是双全，而是四全，还到过永州和道州，她的故事发生在道州的麻滩一带。这一个故事我知道一点，但不得其详，志芳就把这一个故事做了文献学的研究，书稿有二十多万字，今年下半年也会出版。这都是不错的。这里三位是新闻学院在校的本科生，肖士然、李小舜和邓倩，也是很优秀的。去年他们拍了一个短片，叫《渡》，是关于教育与学术的继承性的。还有学报编辑部的周欣老师、中文系周艳华老师。在座的还有《永州日报》孙存准，永州电视台蒋军林，永州红网杨中瑜，和永州广播电台的记者。

  在这儿我也首先说一下，国学读书会推算起来也有挺长的历史了。在十二年以前，我到学校来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带学生，课上有不足，在课后都有一些补充的宣讲。读书会这种形式在全国、全世界都是有的。我原来在北大、在洛阳大学的时候也都有读书会，那么在我们学校，读书会也有十二年了。但早先我们也不是正式的组织，也没有严格的会员报名、证书、结业这一系列的手续，也没固定的领头人，没固定的经费，这些都没有。说句实话，它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最边缘的、最孤单的小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最没有新闻价值，不足为道。最近一两年，记者是无冕之王，从新闻自由的角度，做了不少报道，对我们垂青留意，实际上在社会影响上，给国学读书会以很大的帮助，这里也表示非常的感谢。所以我在这儿也插一句话，像我们这些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几乎很少有人会关注我们，让我们，理解我们。是这些媒体的朋友第一要注意到了我们，给我们方方面面的帮助，这里真心地感谢大家的一片善意，我本人对此铭记不忘。

  今天我想是这样。做媒介有个基础原理，就是真实。新闻行业第一位就是真实。从去年寒假以来，树蕙清谈这个系列讲了十一次，我想顺便把第十二次提前到今天上午来讲，其实应该是在周末晚上讲的。我们也是想体现一个真实情况：平常讲座的时候就是这么几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氛围。我对自己所讲的事情，不做任何的牵强或者照顾什么的，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就不必专门按照“永州主流媒体采访张京华先进事迹日程安排”去做了。各位是资深记者，观察的角度可能跟我的想象不一样，那我也不必问，也问不出来，我不太懂新闻的业务。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真实情况，看到什么就算什么。首先我讲关于国学读书会的理想、我个人寄托的理想，各位老师同学也可以陈述自己关于读书会的理想。后面会留些时间给媒体朋友，提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答什么问题。

  “理想”这两个字，一说出口就不讨好，不一定为社会所容。现在大家都在回避理想，不提理想。“理想”这两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不现实。理想就不是现实的，至少是一部分不能够实现，甚至是一大部分不能够实现，乃至于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实现。至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是理想。这样一种东西，现在大家总是回避。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如果谁要跟别人交流说：“我有一个理想”，“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能跟你谈谈理想吗？”那大家会认为这个人很可怕，会立刻躲得他远远的，我想是这样。如果有个年轻的学生跟我谈理想，我也会万般的小心。他说的理想可能跟我所说的理想不一样，跟传统的理想也不一样，他说的理想可能不知道在哪儿。

  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词汇，不好办。但是我还是要说：假如没有理想，只有现实，那就如同只有四肢，没有头脑。理想可能完全不等于现实，但理想能够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前程，照亮人类的未知世界。它可以引领我们进步，指引我们前进，并且使我们变得高尚。假如没有这样一盏明灯，虽然在现实中我们每天都在走，但是走和走又是不一样的，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方向不对，那可能越走越偏，这样的走还不如不走，走走可能又转回来，也可能越走越往反方向走了。所以我把理想看作是一盏灯，这盏灯它可能很远很远，很微茫，甚至有可能也不存在。但这盏灯需要去点亮它，我把这叫做理想。

  我说一个小故事：去年春节前，也就是学校放寒假前后，腾讯的文化频道组织了一个系列节目，请学者谈一个话题“回家”，陆续发表在他们官网上，也约了我写这一个话题。春节嘛，大家都回家。这个“家”可以是实指的真实的买票回家，跟家人团圆，那么“回家”这个主题写的就是亲情、乡情。“回家”还有一种写法，是抽象意义的回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寻找各自的精神家园，回归精神的家园。这个精神的家园在哪呢？在文化上。腾讯约稿的是文化频道，有儒家、道教、佛教几部分，所以它的“回家”是指一种精神家园。

  我跟他们讲了我的情况，说我最近几年没有回北京，我的父母也不在了，同学、朋友也联系很少，出京十几年了，慢慢地很少回北京跟大家见面，“春节回家”的题目我是写不了的。我只能写我自己的精神寄托，它在哪儿着落，哪儿就是我家，于是就写了一篇短文《家在青云端》。

  在我年轻的时候，文革刚结束，大家急于发展经济。那时候大家比较穷，我们那时候的境况，大家都来回忆一下，如果不偶尔回忆，可能都变得很遥远了。我们大学刚毕业，一个月的工资是46块钱，第二年涨到56，后来涨到70、90，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涨到几百块钱，一千块左右。在来我们学校之前，我的工资就是1300块。所以我毕业以后，从83年到93年，再到03年，前20年工资总和可能不到一万块钱。那时候大家确实比较穷，“子欲孝，谁为孝？”即使想孝顺父母，可我们没钱啊！记得我回家，帮家里买瓶酱油，买包味精，就算不错了。酱油、味精都没了，做菜就成问题了，但这种消耗品家里都不会备太多，因为确实很困难。这时期人际关系就都比较紧张。

  到了2000年以后，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缺钱了，物质比较丰富了。可是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却来关心一个话题，就是“回家”。大家经常会说：“平安就好”，“没事就好”，只有安安分分的，不一定要发多少财，不一定暴富，也不一定当官、出名，只要没什么奇怪的事发生，平安就好。大家会互相祝福：“岁月静好”、“平安是福”。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是比较有钱了，物质上不贫乏了，为啥说“平安就好”呢？古人说“富而好礼”，为什么我们不制礼作乐呢？为啥不轰轰烈烈地做事业呢？为什么退回到“没事就好”、“平安就好”，没病没灾就行呢？

  那么这就说明，大家即使有钱，即使有物质上的丰富，想求一个生活上的平安，很不容易。平安很不容易，很容易地就不平安了。随随便便就来一个不平安，平安已经很难找了。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就会很客观地想：“平安无事就算不错了。”这个情况是非常现实的，很能够理解的。大家太脆弱了，受不起一点儿的颠簸。虽然有钱，物质不缺乏，但精神却相当脆弱，经不住一点儿不平安因素的冲击。

  大家这种心理状况和生活环境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我又想：这是进步吗？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很深的程度了，大家手里都有钱了，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平安”都求不到、保不住呢？这是社会在进步，还是停滞不前呢？所以我想，在这种一个“平安”都不容易求到的时候，大家不会谈理想，也不会谈事业。可是，理想还是该要有，事业还是该要做，严肃的、正大的话题还是要说，不能完全是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正经的话题、正大的话题、严肃的话题、英雄的史诗、伟大的事业，这些还是该要有。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社会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我们说“岁月静好”，这真的是一句很吉祥的话。可是“岁月静好”以后呢？是一直静下去吗？大家都平安了，又如何呢？

  所以我自己还是希望寄托一个理想。如果问我家在何处，家已经不在北京了，我回北京，北京人也不认我了。他们说，你怎么是北京人？听你这口音，你哪里像是北京人？那我的家在哪儿呢？后来我给文章起了个标题，叫“家在青云端”。我大致想说，在人的理想中，还是希望有一个家；或者说如果说到家，还是想寄托一个理想。

  “前十几年社会人际关系都还比较紧张，后面十几年人人都急于赚钱，这几年大约钱有了，于是转而在意心情了。人们会经常说平安就好、心安就好，也会说走到哪儿都是家。我们相互祝愿岁月静好，因为我们害怕哪怕一丁点的不安不静。我的心灵中有一个理想，它可以永远都不现实，而只是一个安慰，它也能够最终靠努力而实现，因而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或许它并没有实现，但仍然是我们现实努力的一部分。”

  说到国学读书会，我想先说说读书会的基本状况。读书会最可贵之处在于连续十年没有断，没有散，这也是一开始没有设想到的。但就是抱定一个善意走下来，就走到了一个挺好的、近似集大成的地步。古人说，三年一小成，五年一大成，十年集大成。最近媒体介绍读书会说有些人考上了硕士、博士，这个也很平常，因为在重点大学，硕士、博士每年都是几百上千的毕业着。读书会在啥地方值得提一下呢？我觉得咱们不可以跟北京、上海、广州的大学比，也不能跟省会的重点大学比，“在兹言兹”，我们就在永州这样的平台上。大家想想永州是个什么平台？我们学校是个什么平台？我们在湖南算偏远的地级市，学校是个地方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又是有“科技”两个字为校名的院校。在这样的平台上，我们针对本科的教育教学，十年以来，有一个在教务处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的业余活动。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前前后后有几十位同学在学术界的正式刊物或连续性的论文集上，发表学术文章100篇，出版著作、编著、古籍整理11部，交稿的还有十余部。就永州这样的平台来讲，这个成绩的总量还是可以的。另外，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掌握了一套教育教育学生的方式，摸索出了一套文献学研究的经验，培养出了一批队伍，营造出了一个气氛。从这点看，我们还算是做了一点事情。

  在这个读书会里，我们成员之间是学术的关系，师友的关系。大家都是学者，而不是师生。一说到师生，我们就会想到校园、教室。校园里，领导安排，老师照做。教室里，老师在讲，学生在听。老师只负责教，学生只负责学，教与学分离，老师和学生对立。读书会似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完全就是“教学相长”，我促进他们，他们也推动我。像汤军、彭敏他们，在很多方面给我很多启发。

  一开始，中午我会回去睡睡觉，后来我也不敢睡觉了，不能落在大家后面。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有240篇文章，有15部著作，10部古籍点校，其中到永州以后有200篇文章，著作和古籍点校主要也是在永州完成的。我后来想，这些主要是得益于读书会的同学们，而不是得益于学校的资源。“斅学半”，教是学之半。朱子说，傅说的话“水泼不入，便是说得密”。

  在永州这十几年，我这样要求自己：每天除了完成正常的在学报编辑部的工作、学校的教学工作之外，一定要挤出6个小时的时间留给自己，读自己要读的书。没有寒暑假，没有周末，所以每个月我有180个小时读书，每年有2000个小时读书。在永州12年，我挤出了24000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才有了15部著作、10部古籍点校。做学问和各行各业一样，也是有高低之分的，质上的比较不好说，只在量上比，还是很少有学者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跟彭敏合作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非学术型本科院校的学术性训练》。学校不是学术型的，但是训练可以是学术性的。就是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坚持不懈，取得了些小小成绩。读书会也好，我本人也好，在方法、经验上都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与积累。

  在这个基础上，我说一下今天的感受：读书可以是一种事业，而并不全是一种职业。

  现在我们大部分人读书，可能是在追求一种职业。这个能理解，但读书是不是仅仅限于职业呢？“职业”这个词汇在古代就有，中国人说“职”的时候，是指要坚守一项事业。在古语里，“职业”跟“事业”是不分的，“职”是主其事业，“业”是悬挂锺鼓的大版。而执掌钟鼓礼乐的是天子王官，古代像羲和、乐夔这样的职业世家的生命可以比一个朝代还长久。所以古人特别重视的是持守，“持”是握住不放，“守”是看护在房子里不失。所以古人看待任何有意义的事项，都是指对这件事项的坚守。“忠于职守”，并且一守就是几代人。

  而我们现在说的“职业”是一个西化概念，现在说的“事业”也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概念。现在人们常说一个人“事业有成”，这大多是指这个人办了公司、工厂，赚了钱。有投入有产出，以一项技能来谋生，而这项技能可能无关乎人们的喜好和感情，大概没有人天生喜好做外科医生，或是做刑警狱警。

  能谋生叫做职业。我觉得读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全国大多数毕业生也是这么做的。可是，读书可不可以是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谋生的职业呢？这种事业，是古语里所说的“治国平天下”，“治国、开国、建国、保国”，做国家栋梁，能够引导社会。古人也说“经济”，而它是经邦济民的意思，就是正正经经地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读书，我们是不是不要把它看作一种简单的爱好、简单的兴趣；也不要把它看作一个谋生的职业、赚钱的手段，它还是一项正大的、传统的事业。

  我们在讨论政治的时候，会问：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大一统。对于在政绩上有很多败笔的秦始皇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肯定他，因为他实现了大一统。我们还在讲大陆和香港、台湾的问题，背后隐约也有一个“大一统”的观念。

  如果我们讨论哲学，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哲学会把“有”当作形而下的阶段，而“无”是形而上的阶段。

  又譬如说医学，医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绝不能说：我们处处建医院、建药房，也不会是医生越来越多，更不是得病买药的人越来越多，而应该是没有病人。

  再譬如法律，法律的最高境界也不会是监狱越来越多，犯罪的人越来越多，到处是警察，而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不需要监狱、不需要警察，古代叫做“刑错”。

  说到理科、工科，我不大懂。但说到文科，我觉得文科也有一个最高境界，就是纯之纯，善之善，静之静。纯粹了再纯粹，安静了还要再安静，向善还要再止于至善。它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归于淡泊，归于安静，归于纯粹，正像《易经》所说的“絜静精微”，《国语》所说的“精爽不携贰”，然后而有读书人的“光远宣朗”。

  读书这一项事业，它不一定是不断的创新，不管什么时代都会在社会上有广大的应用，有巨大的影响，获取最大的效益。读书可以有这个样子，但不一定仅仅是这样。儒家是讲究性善的，它在考虑一个事情的时候，首先是“止于至善”，不过于前，也不过于后，到了善处就保持在那里，时时存心在那里。保持住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所以《易经》的《止卦》是很有意味的。止在这儿，一双脚趾站定在这儿，而不是强了再强、快了再快、高了再高，像我们体育的奥林匹克口号“更高、更快、更强”。事情是可以这样子，但它不是最好的。最高的境界还是“止于至善”，就像一个人，可以不为善，也可以为不善，“诚无为，几善恶”，但事到临头，总须把善放在最前面，总须向善、为善。对于“至善”这样一个境界，不要以功利的眼光去评判它，也不要用逻辑的眼光、甚至纯学术的眼光去评判它。向善就是第一位的，超越功利，超越逻辑和学术，普天之下，善最大。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要回归安静，回归纯粹。譬如高校里面讲学，有些老师讲课非常生动，眉飞色舞，肢体语言丰富，付出了技巧，付出了情绪，他是带着感情在讲课，这样的老师是不容易的，也肯定是个好讲师。但问题是，这是不是讲课的最高境界呢？文科有一个特点，它不一定把外表渲染得很突出，而是有内在的一种波澜壮阔。文科的真正精彩是内心的、思维里面的波澜壮阔。你看他表面安坐不动，他不眉飞也不色舞，他的语言平淡如流水，就是平平静静地流淌着，但在语言的铺叙和界定里边、在思维的逻辑论证里边，没有一句逻辑断开的地方，却有激烈的碰撞，有激烈的争战，有急剧的冲突，大澜，浩浩荡荡。“大味必澹，大道低回”，这样一种情景，是文科的最高境界。所以，讲坛上技巧比较强，未必是一流。一流的讲席，淡而又淡，静而又静，甚至少言寡语，微弱岑寂，乃至于相对无言。有没有这样一种教学方法、一种环境，是讲到最后越来越平淡，直到目击道存、莫逆于心的境界？

  五学问是一种长久的功效，不必在意“短平快”的眼前利益。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快速的突破，过去叫“短平快”。短、平、快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学问，特别是上乘的学问，它可能更需要一种长久的功效。它可能不顾一时的需求，不顾眼前的时代的思潮，不顾眼前人的意愿，但它是长久的，它可以隐隐约约、若存若亡的持续下去。

  要追求长远的功效，就要坚持读书，一天坚持六个小时，一年不断、五年不断、十年不断的话，到那时你已不必再问功效，功效自然就在里边了，你想摆脱这个功效都摆脱不了，正如老子所说，“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举个例子，譬如读《论语》，总共二十章；读《老子》，虽然有八十一章，但也就五千言。可能有些学生三天时间就可以把它们背下来。但是背出来能干什么？它是赚钱的技能吗？《论语》、《老子》的作用和价值，肯定不在此。

  又譬如打太极拳，有一种简化的太极拳，总共三十六式，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学会。可学会了招式之后功夫就在身上了吗？即便有了功夫，可能程度也很有限。我年轻的时候，寒暑假去公园里锻炼，有高中体育老师开武术班，教我们扎马步，说脚底生根，推不动。我就上去推老师，真没推动。我回高中也扎马步让同学推，同学说，你站着我都推得动，何况你半蹲着？结果一推就把我推倒了。我就想，同样是扎马步的动作，功夫却是不一样的。

  做学问，我觉得有点儿像打太极拳，一个钟学了三十六招，十年也是这三十六招，那功夫可就不一样。外表看起来可能没多大区别，内功却相差悬殊，不可以道里计。你不能说这三十六招是不是“学会了”，没有会与不会，只有功夫深浅。是八成还是九成，大概也没人敢说有十成功夫。做学问也是这样。传统的艺术家绘画、写字也是这样。

  我们平时说：“将军决胜于千里之外，谋士运筹于帷幄之中。”那么文人呢？文人百无一用，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文人也有一种决胜，“文人决胜于千年之后”。不一定整整一千年，可能是五百年、三百年。文人的贡献不一定当时就可以看出效果来，要到百年之后，乃至数几百年之后，才可以看到他的光芒。

  秦孝公想要“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乎？”结果是秦朝二世而亡。

  天之道，“一谦而四益”。“天道无亲，唯德是辅。”天道是公平的，当你真实下了功夫，你不用去管它的功效，功效自然会到。如果直接追求效果，直接追求名利，但功夫不到，效果自然也不会有。

  孔子、孟子生前，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可以说功效都不及身。周子、二程子、朱子也是这样，顾亭林、王船山都是这样，生前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身后呢？孔子这一盏明灯，照亮了多少地方、照亮了多远的时空呢？朱子身后呢？照亮了整个东亚，照亮了将近一千年的文明史。“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他们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东亚，可能还不止于东亚。

  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你身后的光芒照亮你身后的世界，可你身后的世界你怎么知道呢？身后的世界，我们肯定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影响在哪些地方，死后的我们都无法知道，所谓“人死如灯灭”。但是，在我们生前，不是已经看到了死后吗？孔子在他活着的时候，难道不知道他死后会怎么样吗？我想他知道。孟子、屈原、司马迁，也全都知道。屈原虽然死了，但在他生前，一定想得到他这一部《离骚》会光照百世。司马迁在他生前，一定想得到他这一部《史记》会从名山里破土而出，传之百代。

  如果一个文人，在生前，他的眼睛看不到身后的结果，那他这双眼睛就不叫做眼睛。

  所以，“文人决胜于千年之后”，千年后的事情是看不到的，然而在他生前，胜负已经决出了。“五十而知天命”，一个杰出的文人，在他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已经知道他的贡献在历史中是不可磨灭的。

  我自己是学历史的，文嘉、汤军、郑娉，读书会有一些同学也是学历史的，我个人有个看法跟大家交流一下。史学有一个原则：不完全根据事情的现实影响作为评判是非高下的标准。我们现在经常被问：你做一个事情，创新程度怎么样？社会价值有多大？你的影响有多大？影响大，就认为好；影响不大，可能就不够好。

  但这不是历史学的原则，历史学的原则，也看影响，但首先看事实，其次看影响，不完全拿影响做评判的标准。如果拿影响做评判的标准，谁的影响最大呢？古人里，谁有秦始皇的影响大啊？现当代，谁有文革的影响大啊？在世界范围内，谁有希特勒的影响大啊？希特勒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但没有人对希特勒有好一点的评价吧！也没有人给秦始皇、给一个好的评价吧！

  完全看影响做评价，就是以成败论英雄，“成王败寇”。老百姓的言论是这样，而史学刚好相反。史学首先是按照事情的真相加以记载，求真求实，号称“实录”；其次是不按照现实影响来评价，史学有它自己的评价。影响大不等于它就是一件好事情，可能还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史学评价好，就像人们所说的“青史留名”；评价不好，真就“遗臭万年”。

  知道了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不追求影响，不迷信影响，在青山绿水间做一个安静的读书人。

  前几天《清风》杂志约我做一个笔谈，当时我借用了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冯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流专家，他说：哲学管什么用？形而上学管什么用？哲学不能让人富裕，不能让国家富强，但是哲学能够给人一种观点，而这种观点很有用，它是“无用之用”。

  冯著《中国哲学简史》讲到道家庄子时，用“有限的观点”、“更高的观点”、“更高层次的知识”为题，并且说:“这真正是用哲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哲学不报告任何事实，所以不能用具体的、物理的方法解决任何问题。例如，它既不能使人长生不死，也不能使人致富不穷。可是它能够给人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生死相同，得失相等。从实用的观点看，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够给我们一种观点，而观点可能很有用。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无用之用’。”

  我套用冯先生的话，跟《清风》杂志说：“我们作基础研究、古典研究的，不能使人富贵，不能有一点实际的用途，所谓百无一用。我们尤其不能更改历史、重演历史。但是我们可以揭示真实可信的历史。历史可以求善求雅，可以梳理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

  读书会的人，我都不能保证大家发财，也不能保证大家读出一个社会影响、社会价值，将来都有好的职业、好的报酬，我完全不能保证。读历史的人，尤其不能改变历史，重演历史，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我是学历史的，我对历史完全无奈，没有办法重演，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揭示出真实的、可信的历史，让历史、让人类的进程走向真实、走向高雅、走向善良、走向文明，我们可以梳理出人类文明发展的线索，这是历史学者的一个伟大使命。

  精神必有归依，思想必有祈向。经学不可复，而经学之精神可存；三代之学不可复，而三代之寄托可存；王官之学不可复，而王官之祈向可存。

  以前我读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书，叫《论学者的使命》，觉得书名特别好，不管他是怎么论的，提出这个题目来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这个话题现在大部分人不去谈了，但还是可以谈谈。

  学者是有使命的，读书人是有使命的。我们考虑一下，到底有没有？它成不成立？如果有，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

  我以前还读过一个小说，是延安文艺的小说，书名却很好，叫《工作着是美丽的》，这话说得真好。我们可不可以也说：读书着是美丽的。将来谁能写这样一部小说啊？

  这些年我也经常在考虑，中西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古今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西方至少近代以来讲的比较多的是进化论。当然进化论也很复杂，一般社会所传闻的进化论就是：人是动物的一种，物种的生存原则就是优胜劣汰，人也不能例外。既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那就是谁有更多的资源，谁就能延续下去；谁的影响大，谁就代表是最好的。在这种文化之下，它重视的是资源、物质，重视的是影响。这是西方人的思维。

  但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讲“自强不息”、“学者为己”，中国人讲自己，自己努力做好一个修身齐家的人，很内在。“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欲见知于人，其终至于丧己。”我是我自己，便做好我自己。“惟虫能虫，惟虫能天。”我是虫，我就做好我自己。我是牛，就做好牛；我是马，就做好马。我是士、农、工、商，就做好士、农、工、商。我是老百姓，我就做好一个老百姓，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

  做到这样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不能像动物一样。动物是一生下来就要找自己的生存条件，就像牛犊吃奶，一切都是保证自己的生存利益、安全利益。但人不能光是这样，人在保证维持生存的前提下，一定要有自己后天的努力，努力做一个文明人。如果不做，那在中国、在儒家、在孟子那里，就是禽兽。人是不可能成为禽兽的，但在孟子眼里，如果人不学习，他就会沦为禽兽。学习就是“止于至善”，就是“诚则明，明则诚”。中国人讲学习，会把明诚、至善、文明放在第一位，叫做“文明以止”。总之就是止于至善、止于文明。《易经》“艮止”之义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动态平衡。

  这些年，我觉得要提倡一个主题，就是按照文明的尺度来看待传统、看待社会、看待我们的历史。要写就写文明史，要讲就讲文明史。有文明，有不文明；有圣贤，有禽兽。在湖南，我们就讲湘楚文明，讲湘楚的圣贤；在全国，我们就讲经学、国学，讲历代的先贤先圣、讲文明的进程。我觉得文科生应该按照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方文化，看待古今的文化。

  “文化”这个词也出自《易经》，跟“文明”是差不多的，它是文明的教化，就叫“文化”。但是古今词汇的变化非常大，这也是语言学里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汉语词汇里的“文化”显得很俗，茶文化、酒文化、麻将文化这些，就把《易经》里“文化”这个高雅的词汇给说俗了。

  “地方文化”或多或少也是把“文化”给说低了，丧失了“十五国风”的传统意蕴。

  说到湘楚，我们知道，你到任何一个地级市，甚至一个县，都能找到出名的画家、书法家、摄影家、诗人，统称“文化人”，但你要找学者，很难。我有一个观点，在这里征求大家的意见，也不一定对。其实，你走到中国任何的一个地级市，都存在着一个区别：有一类是文化人，有一类是学者。文化人很多，很优秀，学者很少，甚至于没有。当然你要到北京、上海去找，有一大批学者，一大批文化人。但你在市省里面找，这区别还是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要做就做学者。如果做“文化人”，可能还没有到达最高的理想的境界。

  最近《清风》杂志还问我一个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说的问题，就是“你挣多少钱？不富裕你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清贫不是好事，但有的时候是不得已，只能接受。我们很多事情不能求全责备，不能那么十全十美。孔子说：“富如可求，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于我如浮云。”在孔子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两种状况，一种是富而可求，一种是富而不可求。孟子也引用了鲁国大夫阳虎的话，说“富而不仁，仁而不富”。你想要求仁，对不起，你不一定能富裕，你可能很穷，很清贫；你很富有，但你可能没仁了。“不仁”按照二程的说法就是麻痹不仁，对人群社会失去痛痒，按照孟子的说法就是直接视为禽兽、夷狄、妾妇了。

  孟子和孔子的时代又不一样，孔子的时代已经乱了，但还比较温和。“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孟子的时代号称战国，那是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所以他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二者绝然对立，有你无我，不可兼得。而在孔子的时代，是富而不可求了，要是可以求也是不拒绝的。所以我觉得清贫可能不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没办法，那也只能接受清贫。是不是可以说：在富裕可以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获得；而在清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好接受。

  清贫对做学问来讲，我觉得，贫富和学术有一种关系。以往有很多学者，做了很多贡献，特别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在琴棋书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们其实很富有，比如宋徽宗、赵孟頫。但在历代先贤先圣里边，更多的情况是清贫。一般情况下，富裕对学者的成绩可能会起好的作用，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清贫更能对文人有益，会对学者的成就起到一个客观的、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所谓“诗穷而后工”。所以，清贫不是学者必然要接受的，但可能却是对学者有益的。

  有一次，读书会来了一个经济系的学生听国学讲座。我说，你说说话嘛。她说，我读书，希望以后能赚很多的钱。我说，那你的理想是想赚多少钱？她说，一千万。一个小女孩，十七八岁，能赚一千万当然好了，我就是赚不了一千万才读历史的。我希望人人都能赚个一千万，但也有一个问题跟在后面，就是“给你一千万你怎么花？”你怎么去安排这一千万？一千万可能给你带来更多的钱财，带来社会影响、增强你的能力，但它给你带来幸福了吗？给你带来内心的安定了吗？给你带来一个平平安安没有呢？也不好问你这一千万能给国家民族做什么贡献了。

  所以钱财这个东西我们是能求则求，求不到还可能帮了你，对文科的研究学者起到正面的益处。这个不是我们有意地在提倡它，但确实可能有这样一种结果，我也希望以后能出现这种结果。实话说，像北上广的一些重点大学的资深教授，身价一千万是很普遍的，但我们也可以问：这些教授是不是也做出了应有的、对等的学术成绩呢？如果大家有一千万，应该要小心它，搞不好一千万就把一个人的学术淹没了，把一个人的理想淹没了，把人的生命真正该有的价值给取代了。有个十万八万，你可能还可以驾驭，到了一千万，可能是它把你驾驭了。这个时候就不是“人化物”，而是“人化于物”了。

  有时候记者也会问我，你离开北京如何如何，离开北大如何如何，你来湖南适应不适应。最近一段，每个星期都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就跟《清风》杂志讲：离开北京，离开北大，都不算什么事，它不构成一个话题。何况北大也不是我读书时候的北大了。北大已不再是80年代的北大，更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了，而且我的治学途径也早已离开北大甚远。来到湖南，你们说生活上适应不适应？答案肯定是不适应，再多待一二十年也是不适应。问题是，我出北京，来湖南，不是来过日子的。北京和永州的工作、生活状态差别很大，但我出京不是为了过日子来的，生活上的事情可以不计。我不考虑适应不适应，它适应就适应，不适应就不适应，这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过日子”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一个读书人，没读好书，没做出来应有的成绩，没有应有的贡献，这是一个人的失败、一个人的耻辱，这才是大问题。日子过得好还是不好，湘菜是辣还是不辣，这有什么关系呢？

  老百姓说“过日子”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那只是过日子，人的价值如何体现呢？“天生我才必有用。”按照道家的理论，人不是父母所生，而是天造地设，人生是天地之委形、天地之委和、天地之委顺、天地之委蜕。儒家也有这样的说法，譬如《大戴礼记》说“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没有天地哪有人呢？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诞生出来不容易，这就要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寻找生命的价值。不能说你没吃苦，你平平安安，你该享乐的都享乐了、该吃的都吃了、该玩的都玩了，这就算生命有意义。这样的生活可以理解，但不能称之为有意义。这只是普通再普通而已，“懵懵而兴，蠢蠢而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如老子所说的“芸芸众生”，只是个“万兆蠢蠢”上的意义。

  生命的真正意义还在“道”上。“道”在哪里？怎样得“道”？怎样依循“道”？怎样符合“道”？那就要追寻生命真正的价值，追寻个人跟世界的一个关联，个人跟天地万物的一个关联。在这个关联里面，实现个人的价值，这就叫做“载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信仰和寄托。有时我们幸逢知己，有时不免孤单。即使留下一个人，也要继续向前走。

  好像之前有记者问我有没有喜怒哀乐什么的，大概是想了解有没什么情感故事。

  我觉得一个读书人在情感方面，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情绪的波动，有生活上的坎坷，有环境上的困难。这些完全都是一样的，毋宁说，读书人在这方面可能比周围的人更加敏感。

  我们会遇到生活上的挫折和困难，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并且我们所追求的理想也有落空的时候。我们期待得到一个知己，却可能一生都得不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挫折、坎坷、委屈，有落空的时候，但我要说，即使我们没遇到知音、知交、知己，或者遇见了又丢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只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大地上，但读书这一项事业，还要继续。毋宁说，一个人的时候更要大踏步地向前走。

  有次湖南教育报记者跟我做笔谈，有段话发表的时候没有录入。我跟记者说，做书生，读文科，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会跟中文系的学生说：读中文是最幸福的事情，中文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系。实际上，我们也会设法解决自己的职业问题、经济问题，但是我们读的是先贤的遗绪，是自己最喜欢的诗文，然后国家给你一个待遇，你也能给国家做贡献，这样的系当然是最幸福的系。文人、学者、读书人，是人生最幸福的位置，而且无论什么时代永远都是最幸福的位置。做了读书人，是我这一生所做的非常正确的选择，我也一直很清醒地感受到这一个位置给我带来的幸福。

  所以我跟湖南教育报记者说：假如有来生，我还要做读书人。假如生命一直转生，即使重复一千次，我都还要做读书人。我这些话说得比较过分，所以都给删了。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看了确实不会接受，所以删掉也是应该的。但我的话确实是这样说了：人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世世代代，列祖列宗，前承后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前面有五百年的修行、五百年的积德积善，后面才会出一个读书人。

  周公是国家的民族的读书人，也是姬姓家族的读书人。仲尼是的读书人，也是孔姓家族的读书人。

  读书人是这个社会上慢慢的变少的一种身份。所以说，有五百年的积德积善，才会出一个读书人；一千次的再生，也还要做读书人。这话有点过头，大家理解就好。

  今天的清谈，我跟大家说最后一句话：坚持做读书人，坚持读书人这一种絜静精微的理想境界；如果有来生，大家相约，仍然做一个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