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假如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生回到母校，从北门进来，很有可能会发现了自己连一条路、一栋楼都不认识，直到快走到南门才会如释重负地看到熟悉的主楼。但其实它早已归某个学院所有，虽然墙上“主楼”二字犹在。

  今年9月，由“广院”（即北京广播学院）进阶而来的中国传媒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学校70年专注于广电乃至传媒教育，如今在校生规模已近两万人。有人戏言，你只要在一个媒体人扎堆的屋里随便一打听，十人里可能少说有三四人出自这所学校。

  每个人心中对这所学校的印象可能大不相同，甚至不乏我的广院、你的中传互不买账者，然而多数人依旧是觉得，尽管时代在变，一切都在改变，但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

  “我觉得再卷，广院也应该有点儿开放的基因在。”白岩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又加重语气补充道，开放一定伴随包容，否则“不行”说多了，“行”也就没了。

  无论哪一代人提起广院，即便是近些年刚进中传的新生，都会在一点上找到共同语言，那就是“小”。

  1959年是广院开后第一次招生。整个学校就是一栋灰色五层楼，一层是食堂，二层是办公室，三四层是教室和实验室，五层是学生宿舍。“大灰楼”呈马蹄形，中间环抱着的篮球场就是全部场地。难怪天津来的同学惊呼：“这是大学吗？简直是个小饭锅！”

  1954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在北京良乡发射台成立，就设在原来存放旧设备的大仓库内。这里，才是广院70年进化史的线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播，电视这一新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上。培训班顺势升格为“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学历为大专。

  1959年上半年，借着广播事业“”的东风，学校获批扩建为本科院校。至此，北京广播学院正式诞生。

  59级共招收573名本科生，分新闻、无线电和外语三个系。其中，新闻系四年中竟然分了六次班，可见初创时期的跌跌撞撞。但新闻系学子们的集体记忆却被一个人点亮，这就是温济泽。

  温济泽原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主管对外广播的副局长，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范。他被划为，1960年调到广院新闻系。有一次，青年教师吴军听见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左荧称他为“温济泽同志”，感到吃惊，私下问左荧，左荧诡秘地笑笑说：“你太年轻，还不懂……将来总会弄明白的。”或许，正是广院创建者们多的这一分通透，使得包容文化一以贯之地传递下来。

  很多人回忆，温济泽讲课旁征博引，语言干净生动得像一篇可以直接播出的稿件，一堂课下来就像一场知识和精神的盛宴。他还出面请来吴晗、许涤新、任继愈、王子野、韦君宜、赵树理等大学者做讲座，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59级新闻系的姜平章称温济泽是点燃他们生命之火的人。他感叹，温济泽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惊不惧，眼里有光，仿佛“内心有某种矿源”。有人说，温济泽被打成的不幸，成就了59级、60级、64级、65级新闻系学子们的大幸。

  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中间缺了几级。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广播电台压缩，电视台偃旗息鼓。根据相关要求，广院1961年和1962年没有招生。更严重的是，上级通知广院于1964年结束办学。

  广院人很快找到了一个新的存在理由：对外广播缺乏人才，尤其是小语种人才。经力争，加上1963年经济发展形势开始好转，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到1965年，广院已开设23个小语种专业，成为全国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的五大基地之一。

  早期的广院实在太小太轻量了，每当暴风骤雨来袭，根深叶茂的可能只是“遭遇严重困难”，于它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但这似乎也给它带来了一种很强的韧性，严冬一过就重新冒头，春天一来就赶紧生长。

  同样的一幕，“文革”中又重演了一次。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北京广播学院。不久中美关系破冰，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周恩来的过问下，1973年3月广院又恢复了。

  一口“小锅”是无论如何支撑不了学校的发展的。学校四处觅地，几次与理想地段失之交臂，1965年终于趁着北京石油学校整体迁往东北之际盘下了它的校园，作为东校区。复校后，学校整体迁入东边，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定福庄东街1号。

  如果灰楼时期广院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小”，那定福庄时期则是“偏远”。北京高校集中在西边的海淀区，广院却几乎孤悬于东五环外，很久周围全是农田，路上跑着骡马车，交通极其不便，十足的荒郊野外。

  或许因为这种偏远荒凉，一到春天，那种生机勃勃的萌动感就愈发强烈。尤其是，广院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83级电视系学生、学生会文艺部部长陈临春发现，不知是不是春天来了引起荷尔蒙变化，他无论走在路上，穿过小树林，还是在食堂和水房，都能听到播音系男生们在“咿咿啊啊”地练声，练着练着就用他们充满中气的声音引吭高歌起来。

  这届学生会是新近换届成立的，各部门暗自较着劲。外联部请来谢晋等大咖做讲座，听者趋之若鹜，文艺部也组织了一次校园吉他大赛，却反响不大。陈临春想到，既然有播音系这样的天然优质资源，搞个“‘广院之春’学生歌手大奖赛”能不能扳回一局？

  开局并不理想，只有十四五个人报名。陈临春心想，观众能把小礼堂坐满就算成功。结果观众不断拥进来，很快把788座的小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要知道全校学生也不过一千来人。

  新落成不久的小礼堂其实就是间大教室，讲台又低又浅，与观众席基本上没有界限。舞美和音响都很寒碜，只有舞曲当伴奏带，有的选手也唱得实在不敢恭维，引来阵阵哄笑。有人把喝完的空饮料瓶子随手扔上去，没东西可扔了甚至脱下鞋往台上扔。有这样的“珠玉”在前，现场报名参赛的排起了长龙。

  当晚39个选手唱了四个半小时，基本上没有观众中途离场。比赛结束后，陈临春与张歌东等人收拾完筋疲力尽往寝室走时，已快凌晨1点了。平时7号楼和8号楼（当时广院仅有的男女生宿舍楼）早已漆黑一片，那晚却灯火通明，笑语喧哗，今夜无人入睡。那一刻给陈临春带来的震撼，隔着40年的岁月依然鲜明无比。

  那一天是1985年4月26日。从此，纸飞机漫天飞舞、哄台声震耳欲聋、创意不绝的“广院之春”时代正式宣告来临。康辉曾回忆，有一次他和叶蓉一起担任主持人，上台前对自己说的话是：“不管怎样，把话说完。”

  陈临春认为，“广院之春”如果在科班艺术院校可能就得挨骂，会被认为是胡闹，是亵渎艺术，但广院的土壤不同。就以陈临春自己所学的专业“电视剧导演”而言，那时电视剧刚刚兴起，没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所有东西都是从戏剧和电影那里移植过来的。“你怎么天马行空，老师都鼓励你。广院的教育特点是鼓励创新。”

  白岩松正是在“广院之春”启幕这一年考入广院新闻系的，他称之为在最好的年华与一个美好的年代正面相遇。

  新闻课上，老师讲的都是国际上最新鲜的案例。那时正是“文化热”时期，新思潮层出不穷，每隔几天就有讲座，任何一个人都憋着写诗。白岩松是学生会外联部成员，他记得有一次和同学跑去北影厂请梁晓声来做讲座，向门卫问到地址，敲门无人，就坐在阳光下等他回来。就是这么简单，人就请来了。

  1987年，丁俊杰从新闻系毕业。他本想去媒体工作，被老师曹璐一番“能解决北京户口、适合当老师”的说辞留了下来，成了白岩松的班主任。

  新闻系在广院是个“母系”，1980年后它先裂变出了播音系、文艺编辑系、电视系，又裂变出了新闻研究所。赵玉明、王振业和曹璐这三位系领导年龄加起来超过150岁，却把目光投向了最前沿的广告学。那时广告刚进入中国不久，每每引起现象级传播，如雀巢咖啡的“味道好极了”就成了流行语。

  丁俊杰参与了广告专业的筹建。他们面向社会举办广告短训班，把周传基等大牌教授请来授课，自己也拿着小本在下面“偷师学艺”，转身就教给1989年招进来的第一届广告专业本科生。

  曹璐等人眼光很准，中国广告业一路高歌猛进，但形成悖论的是，一些老师反而接连流失。1992年，丁俊杰也想走。一家广告公司聘他当策划总监，月薪税后3709元，赶上他一年的薪水了。回到学校，他开始办理辞职手续。曹璐约他，他躲着不见。但一天傍晚，曹璐来敲他的宿舍门了。不用说，这一次他又没走成。在巨大的收入落差下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曹璐打的“感情牌”外，还有一个原因。

  丁俊杰毕业那年暑假，有一天曹璐气喘吁吁来找他，让他赶紧拿上笤帚和桶跟她去7号楼。原来，丁俊杰班上一个同学离校前在宿舍墙上写了一句骂学校的话，被人举报了。他们赶在学校保卫人员到来前及时擦掉了字迹，这个学生的工作分配才没受到影响。

  这样的老师和系领导，让丁俊杰信服。多年后回头看，他觉得曹璐是对的，学校确实适合他。1998年他成为最年轻的二级学院院长，2005年当了副校长，现在仍在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工作着。

  王纪言也是这样一位影响了很多人的老师。他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电视系主任，此后又当过6年副院长。用88级外语系女生陈鲁豫的话说，王纪言为人随和，但“再吊儿郎当的男生在他面前也是挺胸收腹的”。

  陈鲁豫讲的一个故事是，有一年夏天男生流行敞着穿衬衫，只在肚脐上面勉勉强强系一个扣子。一天几个男生就这样晃着走过来，迎面碰上王纪言，王纪言指着其中一个说：“哎，一点儿胸毛都没有，就别敞着了。”男生们的扣子就这样系上了。经向王纪言本人求证，故事基本属实，但扣子没那么低。

  1996年，王纪言离开学校，参与创办了凤凰卫视。凤凰卫视节目管理的关键岗位主要是由广院人搭班子的，钟大年是电视系主任，刘春是王纪言的研究生，程鹤麟是电视系毕业生……数不胜数。

  奇特的是，在学校里没人管王纪言叫院长，年轻的叫“王老师”，年长的叫“纪言”，但在凤凰卫视“院长”倒成了他的官称，连台湾地区来的吴小莉都跟着这么叫。王纪言自己也挺钟爱这一个很特别的称谓，因为有跟母校的连接感。

  熟悉王纪言的人说，他长袖善舞，“走到哪里都能把人招呼起来”。他的研究生王峥说，自己在广院学到的最经典的教学案例可以叫做“人脉对于人的职业生涯有多重要”，在这一点上她和同门师兄张绍刚都深受王纪言影响。

  王峥研究生毕业后在王纪言的推荐下进了中央电视台文艺部，2000年创办了《艺术人生》栏目。她说，自己这辈子好像一直在与同学一起工作，不是师兄就是师妹，“特别容易攀亲戚，活儿特别好干”。大家就像长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产学研一体，同呼吸共命运，这一点与其他高校都不太一样。

  但是传媒这个生态系统是说迭代就迭代的。1993年，就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

  1993年1月，广院领导班子换届，院长常振铮离任，54岁的党委书记刘继南兼任院长。也许是命运的巧合，2月国家就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拉开了“211工程”的大幕。刘继南反应迅速，3月就在学院党代会上提出了向“211工程”迈进的目标。据时任副院长周铜山回忆，当时广电部教育司领导表示怀疑，你们连个博士点都没有，在校生只有一千多人，七八年后就要进入“211工程”行列，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但刘继南一向相信事在人为。一位部门负责人曾在校办工作，他和记者说，刘继南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同时又有战术打法的人。她过人的精力更是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一天夜里快1点了刘继南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一趟她办公室。

  很多人都用了“坚忍不拔”来形容刘继南的性格，当然也不乏“一言堂”的微词。为了落实一笔大资金，她曾找过16位司局长和部领导，并在其中一位的楼前从上午八点半蹲守到中午十二点半。

  说到底，钱才是关键。学院成立了董事会，由当时广电部一位副部长担任董事长，董事单位遍布全行业。通过不断争取，广电部设立了“教育专项补助金”，用于支持部属院校向“211工程”迈进，资金主要从中央电视台广告利润中按2％比例征收。从1994年至2002年，广院共获得3亿元补助，占这项资金的三分之二。

  “211工程”的方针是鼓励联合办学乃至合并，原则上“一部一所、一省一所”。最初设想的是，广院与同属广电部的北京电影学院合并，共同申请，但因北电一些老教授不同意合并而落空，时间也耽误了。广院也一直酝酿与相邻的北二外合并，但当时北二外属国家旅游局，主管部门不同，所以双方虽有意，却难成好事。

  截至1998年7月，有100所高校通过了主管部门预审。不出所料，广院没有搭上这趟超级列车。“211工程”主体告一段落，但留了一个口子，即鼓励地方或主管部门自行增加投入，建设重点学科，今后可纳入国家统一评审验收，“滚动进入”。

  刘继南又看到了新的机会。学校决定集中资源抓重点学科建设，尤其是争取博士学位授权点实现零的突破。但时任国家教委领导率“211工程”办公室来视察时，对广院的申博计划并不支持，说博士点已经封口了，我们不再批新的博士点，你们新闻学要博士点，可以跟中国人民大学合作；播音要什么博士点？播音员不需要博士。

  丁俊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委领导走后，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刘继南问大家怎么看，丁俊杰垂头丧气地说，领导都说封口了，咱们只能想别的办法了。刘继南说：“瞧你这点出息！我告诉你，在咱们这儿，上面让你干的，你干成了没什么可骄傲的；上面说这事儿不能干，但又是好事儿，你干成了那才叫有价值！”丁俊杰当时就被震了，没想到还能这样看问题。

  这事儿果线年，学院“申博”成功，有了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博士授权点。

  刘继南不断给和主管领导写信。1999年初，她在给的信中写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坚信，当21世纪的曙光在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北京广播学院这朵奇葩将在‘211’的百花园中艳丽夺目。”

  2000年，广院结束了40多年行业办学历史，从广电总局划归教育部主管（由双方共建），进了“国家队”。

  2001年9月，广院通过教育部专家组验收，郑重进入“211工程”重点院校行列。

  2002年，中国矿大北京校区东校园整体并入广院，广院校园由326亩扩大到670亩。

  这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变身的高潮，是2004年9月广院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改名已酝酿多年。一些老校友坚决反对，教育部一些领导也并不支持，说广院是很好的名字，像麻省理工学院不也叫学院吗，干吗一定要改成大学才好。有位与刘继南相熟的老校长还直言不讳地批评她，干了件“伤天害理”的事。但大多数师生是支持的。在他们看来，“北京”到“中国”，“广播”到“传媒”，“学院”到“大学”，这是妥妥的三重提升，看谁还问你们学校是不是电大。

  对录音艺术学院02级学生王公冠来说，改名更多了一层复杂滋味。录音艺术学院在学校里一向让人高看一眼，又小又骄傲，现在并入影视艺术学院，连名字都没有了。本来男女生都住在梆子井学生公寓，不久前女生搬到中蓝公寓了。他将这些心情写成原创歌曲《我来广院那一年》，在2005年“广院之春”中夺冠。

  那年的“广院之春”也恰好是一道分水岭。之前决赛都在小礼堂举办，那次开始移到中传礼堂，是那种高高的大舞台了。王公冠身穿白色短袖外搭黑色马甲，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娓娓诉说。现场没有纸飞机乱飞，只有掌声和一阵阵尖叫声。很多人热泪盈眶，代入他的歌声中：

  前述曾在校办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回忆，刚划归教育部时，学校交过去的文件经常被打回来，说怎么这么不规范，慢慢地学校开始适应新的角色。“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你要跟时代、跟社会、跟国家战略接轨。但我们还是人文艺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学校，学生们还是随性、自在的。”

  刘继南提出，过去广院在广电部四校中是老大，在北京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到了教育部，在71所大学里排尾，要寻找特别视角，做出有创意有胆略的事，让国内外同行耳目一新。

  学科建设无疑是重中之重。2002—2004年教育部学位中心首次开展学科评估，新闻和影视艺术是中传的传统优势学科，但这轮评估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前10名中都见不到中传的影子。但到2009年第二轮评估时，中传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就跃居第二，仅次于人民大学；艺术学也高居第二，仅次于清华。

  故事可能要从一本刊物讲起，这就是《现代传播》。1997年底，胡智锋被调来主持《现代传播》。他首先给了摇摆不定的《现代传播》一个精准的定位：传媒学术大刊，比业界刊物学术，又比学界刊物更专注于传媒。当时正是电视大发展阶段，《现代传播》很快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发现一个新锐节目就组织专家做调研，开现场会，再整理出专题，如《南京零距离》的“民生新闻”概念就是他们第一步提炼出来的。2004年开始，胡智锋每年代表刊物与一位传媒机构老总进行“中国传媒年度对话”，梳理上一年的传媒发展景观，展望下一年。这不但成为业内的必读材料，也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到2006年左右，《现代传播》开始声名鹊起，慢慢的变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权威期刊。2007年，胡智锋成为戏剧与影视学第一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一个长江学者能给学科带来很显著的加分，这推动中传的艺术学一跃而为第二。同时，《现代传播》作为一流学术平台，也强力助推中传的新闻传播学实现跃升。

  胡智锋2016年离开中传，赴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后又担任北京电影学院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戏剧影视学的两个双一流A+学科，一个在中传，一个就在北师大。胡智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时代高校比拼的就是学科，因为国家要往高精尖发展，就需要学科发展引领。

  此后几轮学科评估中，中传的新闻传播和戏剧影视两个学科从始至终保持着A+。一所高校拥有两个A+学科是什么概念呢？上一轮（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拥有超过两个A+学科的高校，数下来也只有约22所。最新一轮（第五轮）学科评估中，中传已发展为拥有5个A+学科。

  A+多了，但更不能忽略的是，AI来了。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免于冲击，对“媒介即讯息”的传媒界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中传提的是：“要么灭顶，要么冲顶。”学校一位中层干部说，他们现在危机感特别强烈。

  曾经得风气之先的广告学，在新媒体技术壁垒和大数据算法的冲击下，如今连理论根基都动摇了。中视雅迪首席策略官衡晓阳是广告专业首届毕业生，见证了业界的崛起和巨变。他说，现在互联网大厂的广告份额已占到百分之七八十，原来电视台占百分之七八十，而现在一些地方台基本上没有广告收入了。

  衡晓阳说：“以前广院和广电的关系特别紧密，几乎前店后厂。你说这是师哥师姐，大家就有了亲近感。现在去网络站点平台，人家介绍你是老前辈、行业专家，结果被那些小孩一顿‘爆碎’。再一聊，你发现他们也是传媒大学毕业生。原来那种归属感，现在不太有了。”

  对于当年亲历的那场电视盛宴，王峥现在只是简单地用了“热闹”一词来形容。她永远对新媒介充满好奇，热衷于写一篇能挣900块钱的小红书，笑称：“最后没内容了，我把自己做成内容。”

  陈临春参加过18届春晚，是2008年、2011年和2021年春晚总导演。他说，现在中传毕业生的理论水平和眼界都比他们那时强太多了，但问题是，如今电视已远离很多人的生活。“现在属于一个十字路口，就是你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但是，视听还在，它没有落伍。抖音为什么那么火？它不也是视听吗？只不过它越来越短。这就需要你用所学的东西去做出一种新的作品来。”

  王公冠后来做过两届春晚歌舞总导演，目前在做文旅演艺。他后来回去看过“广院之春”， 一看就经过精心策划，有很多环节，越来越像晚会，让他想起黄舒骏的一句歌词：只有流行，没有音乐。

  “纸飞机照样扔，只是没以前那么火爆了。你想学生就没那么火爆，现在的孩子们比较自我，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没那精神去起哄，不像你们读书那时候了。”85岁的动画学院督导组专家李献文说。

  李献文一辈子最大的官儿是教研室主任，60周年校庆时获评“60年60人”突出贡献奖，直到现在依然活跃在教学一线，自称是“永远的教书匠”。她说，教书就是她的命根，学生就是她的宝贝，就这样，过得特别好。

  白岩松作为校外导师带的一个跨校小班，今年已是第13期。这个班每年从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里招，北大、清华、人大各2名，他的母校中传5名，共11人，一支足球队的数量。这个小班，他取名叫“东西联大”。上课的内容就是分享新闻业务，读书，看纪录片，听摇滚，聚会。第3期毕业生杨智杰说，到现在依然认为这个班的师生像家人。

  白岩松每年陪着学生们一起毕业，很清楚现在越来越“卷”的就业环境。他告诉学生，坏消息是新闻在缩小，好消息是传播在扩大。他说：“你不能‘画饼’，只能陪伴。”

  决定办这个小班是2012年的一天晚上，白岩松在看《燃灯者》，看到一半就决定，第二天就开始做这件事。那时他经常受邀到高校做讲座，在大礼堂里面对着几千人，但他觉得，这虽然能影响人，却不可能形成“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那种连接，就像那些燃灯者与弟子之间的关系。

  被白岩松称为“恩师”的曹璐就是他生命中一位燃灯者。当年他在曹璐等老师身上看到，教育所传递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知识，是爱。这份礼物，他想传递下去。

  （本文参考了刘继南《教育与传媒》，白谦诚、陈继东《灰楼岁月》，广院老教授协会《纪念建院50周年文集》）